2023年，中国全面放开新冠病毒病（COVID-19）疫情管控之后第一个恢复正常之年，这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实体外交会见活动。这些会见当中，其中一个常见词语是“伙伴关系”。9月，习近平的14场外宾会见中，有五场宣布中国与东帝汶、赞比亚、叙利亚、贝宁和委内瑞拉建立或提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在同一个9月，越南宣布与美国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否认此举是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在10月北京“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习近平又跟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等与会国家领袖重申要推进彼此的伙伴关系，以至于两国双边命运共同体；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三藩市）会晤，两人大谈“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叙述不见踪影。
中国给不同外交关系冠以不同称号反映了什么样的亲疏有别？称号与称号之间都有什么区别？BBC中文尝试分析。
中国跟一众友邦的“伙伴关系”都有何不同？两国之间外交关系级别并非无国际标准——按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长”分类规定，可分为大使级、公使级和代办级。
不过，在此之外，中国还与不同国家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关系、伙伴关系等。一些是在建交之际建立，被写进建交公报中。一些则是建交以后再行建立。
BBC中文记者透过参照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和组织”资料统计，截至2023年11月，中国与18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其中180个有建立合作以至于伙伴关系。若再加上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或伙伴关系，则达189个。
将上述资料再配合外交部公报与官方新华社、中共《人民日报》报道统计，中国目前的外交关系级别达44类，另加衍生自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的双边与多边“命运共同体”。
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印太项目高级访问研究员高敬文（Prof Jean-Pierre Cabestan）对BBC中文记者说：“中国人喜欢等级制度、排名，中共尤甚。这样做是要视乎有关国家有多大能力或有多愿意在众多议题上满足中方的要求，而创造出不同程度的亲近性。”
高敬文说，这些议题可以是台湾，可以是“一带一路”倡议，诸如此类。“要是一些国家愿意参与进去中国强加的这个游戏，它们便能爬上阶梯，也许还会感到自豪。但这也造成了各国对中国倡议、理念和目标的服从。”
中国外交部从未公开这些合作与伙伴关系的高低之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副院长冯仲平2014年6月与该院助理研究员黄靖曾发表论文称：“据报道，一份政府赞助的报章试图制作此等名单，遭外交部官员拦阻，因当局惧怕此举会引起混乱与不必要的不满。外交部是替一些没被列为中国战略伙伴的重要国家出面。”
曾任职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上海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门洪华教授在2015年一篇论文中的分类受到中国学术界引用和讨论。他认为各伙伴关系可分成三大类：
·全局性的伙伴关系
·战略性的伙伴关系
·一般性的伙伴关系其中，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级别最高，是唯一的“全局性的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中最高一级，其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关系”均在这大分类之下；“一般性的伙伴关系”包含余下的“友好合作伙伴”、“合作伙伴”与“友好伙伴”关系。
2023年10月，直属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在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给出又一套分类方法：
·一般性伙伴关系——例如牙买加、芬兰
·冠以“全面”或“全方位”的伙伴关系——例如荷兰、克罗地亚、以色列、新加坡、比利时
·一般性战略伙伴关系——例如印度、韩国、尼日利亚、加拿大、乌克兰、奥地利
·冠以“全面”、“全球”、“全方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俄罗斯、越南、泰国、柬埔寨、肯尼亚、意大利、马来西亚、西班牙、印尼、东盟、欧盟、德国、英国
·冠以“全天候”、“永久”的战略伙伴——例如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分析师吴柏宽与助研究员王国臣则提出了另一套分类方式：先区分“战略伙伴”与“一般伙伴”两大类，然后各依次划分“全面合作”、“合作”、“全面”和普通四类。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林登·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T-Austin）副教授陈喜娜（Dr Sheena Chestnut Greitens）认为中国这种对双边关系的分类与命名方法十分独特，甚至是不寻常。她对BBC中文记者说，她会将任何带有“全面”字眼的关系放高一线。
但这些分类体系均未考虑朝鲜地位问题。中国的自媒体“轩辕读史”主张，因中国与朝鲜签署有共同防御条约《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所以中朝关系级别高于一切。中国外交部的官方描述则是“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
高敬文指出，朝鲜作为唯一跟中国签有正式盟友合约的国家，关系有其特殊性。但朝鲜实际上是中国的负累，凸显了这样的关系排名徒具形式主义的一面。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认为，双边关系如何命名不存在国际标准，要认真排序很困难，而且他怀疑中国官方内部也没有一个仔细排序。
庄嘉颖对BBC中文记者说：“有时候因为要开个峰会，然后要写一些成果了，那就推出一个（伙伴关系）：‘你看，我们有这个声明，然后这个字眼多漂亮。’”
庄嘉颖认为，每一段关系的重要性要看实质合作内容。而其中，基于签署条约者是受到法律约束，排行上最为重要，基于发表声明的话“可能它比较就是只是一个表态”。
“像朝鲜的话，从韩战（朝鲜战争）时期到现在，中国政府对朝鲜政府都是有一定的支持，对于朝鲜的存亡，它的安危，都表示一定的关心。”
一些自媒体文章形容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最为“铁杆”，官方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曾有文章形容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意涵为：“大哥，风里来，雨里去，就跟定你了。”
这似乎可从一项调查中反映出来：非政府团体台湾民主实验室发起的“中国影响力指数”（China Index）研究项目，2022年将巴基斯坦列为全球最受中国影响的国家，在该评分八项指标当中，中国依次对巴基斯坦的科技、外交政策和军事影响最深。
其中，两国在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下建设的中巴经济走廊和瓜达尔港，一直受美国质疑与批评，但均被伊斯兰堡无视。伊斯兰堡更连续两届拒绝华盛顿邀请出席美国举办的民主峰会，原因似乎是因为台湾获邀参与，但中国大陆不在受邀之列。
但庄嘉颖指出，即使签署了条约，也不见得双方关系必然是牢不可破的“老铁”关系。
他举例，中国与乌克兰在2013年签署过《中乌友好合作条约》，“里面是有写，如果对方主权受到威胁，要协商和找出应对方案。但乌克兰（与俄罗斯）开战到现在它也没有真的去执行”。
实际上，门洪华的论文也承认：“中国伙伴关系战略存在着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确、层次不分明等问题，需要在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完善。”
例如塞尔维亚，目前与中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就在2023年10月的“一带一路”论坛期间，习近平便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说，“塞尔维亚是中国的铁杆朋友”。中塞两国在同一时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
塞尔维亚的“中国影响力指数”排名是34，高于排名56的埃塞俄比亚，低于排名25的委内瑞拉。但埃塞俄比亚与委内瑞拉与中国建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理论上比塞尔维亚更高级。然而，这两个国家均未与中国缔结自贸协定。
中国邦交关系架构起源陈喜娜博士观察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展外交关系是同时透过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以及不同的多边论坛和倡议，双轨进行。
“中国多数的伙伴关系都是跟‘全球南方’建立的，这跟中国强调其对这些国家的领导地位和认同的各种多边努力和话语是一致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大约相当于主要位于地球南半球，且主要来自非洲、亚洲和的“发展中国家”。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詹德斌在2016年的一篇论文中说，在中共建政的首20年里，“伙伴关系”一词因最先由美国提出，因此被视为负面事物。但自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起，“伙伴关系”意义开始趋向正面。
詹德斌写道：“国家层面首个明确得到中国认可的伙伴关系则是1990年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南太论坛（后‘太平洋岛国论坛’）与中国正式建立的对话伙伴关系。由于该伙伴关系的确立，巴布亚新几内亚等成员国宣布南太论坛不宜再接纳台湾作为对话伙伴，反映出伙伴关系的积极意义。”
同济大学门洪华在其论文中称：“后冷战时代伊始，大国之间、国家集团之间建立伙伴关系成为外交新潮流，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1997年俄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建立‘美国－波罗的海伙伴关系’等。”
在这背景下，1993年11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巴西期间，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新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与1998年，中国先后与法国和英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关系会升级，也会降级。台湾吴柏宽与王国臣的文章举例，中国与美国于1997年签署“战略伙伴”协定，但在2003年取消伙伴关系，至2011年再度缔结，但仅维持两年。
习近平于2012年2月以中国国家副主席身份公开提出了中美“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2013年6月，已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Annenberg Estate）会晤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后，两国正式宣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迄今中美双边关系的。
中国与日本也从“合作伙伴关系”变成了目前的“战略互惠关系”。更近期的有立陶宛在2021年7月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后，北京宣布将中国与立陶宛关系降级至代办级，连“友好合作关系”都谈不上。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高敬文认为这些分等没有多大意义，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限制伙伴国家自主的方法。他说，当习近平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描述时，奥巴马政府幕僚也认为当中有“陷阱”。
“中国为何要将其论述强加于其伙伴之上？为何不是对方订个分类让中国来接纳？说到底中国认为自己地位超然于伙伴之上，这是让美国受不了的志气，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也不该接受。”高敬文称。
“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2012年11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八大）发表工作报告时，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期间在莫斯科演讲，提出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被官方舆论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开端。
2018年3月11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中国《宪法》。在此之后，中国陆续与一些国家缔结了双边或多边命运共同体。这包括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土库曼、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乌兹别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周方银2023年7月在官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学报中撰文称：“这些与中国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此前与中国建立了高水平的战略伙伴关系。一定意义上，从伙伴关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到高水平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构成关系发展相对自然的阶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为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性支撑。”
亚洲协会澳大利亚分会（Asia Society Australia）常驻学者冯康云博士（Dr Courtney J. Fung）对BBC中文记者说：“‘命运共同体’概念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愿景，而这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所支持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或‘自由国际秩序’。”
冯康云解读，在“命运共同体”关系主张与定义下，各国均可追求自己独立和独特的现代化、发展和安全方针，但同时，普世人权、平等与透明度等价值观被“彻底降级”。
“各国（所领略）的意涵不尽相同，但‘命运共同’中，中国始终是首要的，在一个由按个别议题而建立的多种伙伴关系汇聚而成，旨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网络中，中国是个核心。”
高敬文认为，作为习近平本人念兹在兹的词语，习近平显然希望让世界各国以至于联合国都认可“命运共同体”这概念。“这是透过修辞的象征性来再现朝贡关系，是非常儒家的外交方式。”
而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嘉颖博士眼中，“命运共同体”、“全球文明倡议”等习近平的外交提案，“他在做一些重新包装，似乎就是建立一个正面然后有主动性的形象，可是内容的话会不会有差别呢？”
“你要说是宣传也好，你要说是某种推销也可以，反正就是要建立形象，跟他实质是两回事。”
中国在给邦交国分三六九等吗？北京外交官近年高调指责美国“人为把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例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育成2021年12月在一次演讲中指责华府以民主为名“在世界上搞各种小圈子，制造分裂和对抗”。中国将邦交关系分门别类又是否在分三六九等？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费和中国研究项目（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研究员麦艾维博士（Dr Lily McElwee）认为，这也许是反映了中国跟哪些国家交往更自在——跟较小的国家，或者是中国能强力影响的国家。
麦艾维博士告诉BBC中文记者：“我们看到北京在美国盟友或伙伴较少存在的地区参与或有目标地扩张联盟，例如是自2022年夏天起带头倡议其他国家加入金砖国家集团。这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宣扬对既有美国为首的世界秩序那种共享的委屈。”
麦艾维认为，在北京眼中，以美国为首的多边集团，以及美国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的尝试，是旨在限制中国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直接威胁。因此中国愿意设法深化与不同国家的外交关系来削弱美国的影响力。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敬文教授认为，中国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制度难以直接比较：美国只会简单去区分邦交国是否民主政体，而面对独裁国家美国会推销民主自由；中国只希望伙伴认可其话语，民主是件不可知论的事情。
“中国是很务实的，要是那位新朋友接受它的话语，它能很快的攀上（伙伴关系）台阶。”
新加坡国大的庄嘉颖博士说，中国区分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只是反映关系亲疏随时间、局势改变而已。
“有些国家觉得比较需要投资跟另外一些国家的关系，它当然就会尽力去做。另一些国家可能对他来说关系没那么重要，它就不去做……这个是很正常。中国不是例外。”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项昊宇在《学习时报》的文章中承认这些伙伴关系定位虽然反映出国与国之间的亲疏区别，但否认这其中存在“高低贵贱之分”。
“国际关系从来都非一成不变，任何双边关系都在动态演变之中，中国同一些国家还没有建立伙伴关系，也预示着更大发展潜力。不断扩大深化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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