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依循每逢10年纪念的惯例，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在会上高度评价邓小平“功勋彪炳史册、永励后人”，并表示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此前几天，中国官方已开启密集纪念的过程——各级党媒发表纪念文章，中国邮政发行纪念邮票，邓小平的家乡举办纪念书画展，关于邓小平的书籍和电影也集中在八月发行和上映。
中共中央军委也于本周一举办“全军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赞扬邓小平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丰富发展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篇新华社特稿将习近平称为“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受访专家也注意到，官方叙事中愈发频繁地把习与邓比肩。
在此背景下，BBC中文采访中、美、台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探讨一个跃然纸上的问题：习近平是否会成为与邓小平比肩的中国领导人？
被删稿的“改革家”长文“近年来中共将习近平塑造成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领导人的趋势十分明显。”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这一判断并非无源之水。
一个多月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刊发特稿《改革家习近平》，文章中称，习近平被认为是邓小平之后的又一位卓越的改革家，他们肩负相同的使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
文章提到，习近平的改革情结一以贯之。上世纪60年代末，他不满16岁下乡插队，在陕北黄土高原贫瘠的梁家河村劳动七年，经常挨饿，那时他的愿望就是让乡亲们吃饱饭。而且习近平对后来邓小平发动改革的初衷——中国“不能再穷下去了”深为认同。文章还说，同邓小平一样，习近平的改革动力也来自人民的期待。
文章进一步指出，邓小平1978年通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而2013年习近平主导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
不过这篇近万字的长文刊发不久即被删除。具体原因不详，引发了各方种种猜测。
另一篇备受瞩目的稿件为中共党刊《求是》8月发表的《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其中称，“邓小平，一个铭刻在亿万人民心中不朽的名字”，还提及习近平曾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誉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
在该文的后半段，还把二十大之后习近平频繁提及的“中国式现代化”，归于邓小平的发明——“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命名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习近平上台的十八大、刚刚结束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行链接，称为中国“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节点。
习将毛邓执政资源集于一身有不少学者认为，习近平与邓小平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角度不同。
“邓小平和习近平都是忠实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有四个基本原则，习近平力主勿忘初心，对维护共产党一党专制政权的根本立场完全没有两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向BBC中文表示。
在特朗普当政时期，余茂春作为国务卿蓬佩奥的顾问，被美国媒体称为在美中关系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也因此受到中方舆论的激烈攻击。
余茂春进一步批评称，说邓小平或习近平是改革家也是牵强附会的，共产党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根本制度需要改革，而“改革开放”的基本设计原理是迷惑自由资本主义世界，让西方的市场和技术来为一个共产国家受益。
关于习与邓的相似之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中国研究中心创始主任安德鲁·默萨（Andrew Mertha）向BBC中文用一句话总结——邓小平和习近平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体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默萨说，“我敢说他们对民主的看法比一些人想象的要更趋同。他们还有相似之处在于都依赖于建立制度和流程，能够抓住机会塑造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需要的规范，而不是推翻体制——在这方面，他俩与毛泽东有很大不同。”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的观点则反映出一个更为复杂的侧面——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执政道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前者是革命的倡导者，而后者的改革开放路线将中国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左右撕裂日益彰显，外界也一直猜测中国究竟要走左右哪一条道路？究竟是回归毛时代的革命诉求？还是延续邓时代的改革开放？
马钊认为，习近平所做的是试图将毛邓二者集为一身成为自身的执政资源。
习近平本人多次强调，在共和国历史中，毛时代的前30年和邓时代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
至于“改革家”的称号，马钊也认为，这是习近平试图将毛与邓相结合的一种努力，一方面表明还是要走改革道路，并非要彻底回归毛时代，即所谓开倒车；同时，他的改革也是针对邓时代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弊端。换言之，习近平的改革并非是邓时代的自然延续，而是要开创一个新的中国发展道路和新的世界格局。
中共的官方叙事似乎也在印证马钊的观点。
在中共建党百年纪念期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百年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前两个阶段，由毛泽东领导；第三个阶段，由邓小平领导；而第四个阶段，“新时代”的起点是习近平上台的中共十八大。
在此语境下，习近平不仅与邓小平并列，而是在中共百年历史的维度下，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并列。
习与邓的不同之处但习与邓，终究面临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国际形势，性格和经历也不尽相同，有专家指出，他们在一些决策理念和执政细节上差别甚大，有时甚至是对立的。
安德鲁·默萨（Andrew Mertha）认为，两人的主要区别是，邓小平乐于授权，而习近平似乎相反。其次，邓小平利用了他所释放的创造力，使中国变得富强，而习近平似乎更倾向于微观管理。邓小平对一个更加杂乱无章的中国不甚介意，而习近平则无规矩不成方圆。理性的人可能会对这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与过去的现实，或者它们反映出不同的领导风格存在分歧。
无论在官方语境，还是舆论印象中，邓小平与中国的经济成就紧紧绑在一起。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展现出不俗的经济潜力。因此到访中国的外宾常对邓发展经济的能力表达赞叹。而邓小平的前任翻译张维为则回忆称，邓在听到这样的夸奖时，往往会说，“在经济问题上，其实我是个外行，即使我讲一些话，也是从政治的角度讲的。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是我提出的，但如何搞改革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懂得并不很多，我总是从政治角度谈经济的。”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研究员宋文笛向BBC中文表示，习邓二人皆以复兴党和国家为己任，同样号召改革开放，然而路径略有不同——
邓小平时期提倡“解放思想”释放社会的活力，习近平新时代则呼吁“思想统一”，进而统一意志和行动，以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邓小平时代似乎更重视开放，习近平新时代则似乎更注重改革；
邓小平年代讲究“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即是好猫”，只要专业，在不碰触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红度可以存在一定的弹性。习近平则在 2021年清华大学110校庆前夕，再度强调“又红又专”的重要性。
默萨还提到，鉴于习近平近年来一直试图降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觉得这一切都有点牵强”。
这种观点背后一起广受瞩目的事件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2018年9月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发的争议。
讲话之际正值习近平成功修宪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邓朴方对残疾人工作着墨不多，却反复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那时为一个”大时代“，讲话也未提习近平的”新时代“，他还说，“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份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
这篇文章被国际媒体解读对习近平道路的不满，很快不仅讲话稿被删除，中国残联网站也一度无法登录。五年之后，残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朴方卸任“名誉主席”，告别了这个他一手建立并工作了35年的机构。
那么习近平是否真的能在官媒帮衬下，取得与邓小平相当的历史地位？
默萨不这么认为，“任何后继领导人都不可能拥有与长征一代相同的历史地位。 此外，邓小平在中国政治中的关键作用始于1978年之前很久很久。 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能对2012年之前的习近平说同样的话。”
他说，习近平试图将自己与邓小平并列，这确实具有政治意义。 在这种观点中，邓小平和习近平是改革时代的书立（bookends）。习近平的历史地位（有别于政治地位）最终能否接近邓小平，时间会证明一切，“但我有些怀疑”。
如果当下掌权者为邓小平，会怎么样？将这个假设性问题抛给专家，或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习、邓二人，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的意义。
最显而易见的对比是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是“韬光养晦”还是“战狼外交”？
马钊表示这个问题需要拉长维度来看，19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再加之冷战后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体系，经过30年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实很多国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改变或挑战这个体系，而中国的崛起和改变世界格局的努力，是其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这也是中国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当然，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庞大，而且一向是美国眼中的“好学生”，如今却一跃成为欲与美国比肩的竞争者，而且态度坚决，的确令美国一时难以适应。
余茂春则认为，邓小平的基本战略是”韬光养晦”，其实根本不是和平友好，自由开放，而是卧薪尝胆，用国际统战换来的”战略机遇”来发展实力，等到国力增强，就会同样地搞东升西降，在国际上寻衅滋事，欺侮霸凌，和习近平现在做的差不多。所以邓小平和习近平不是两个不同的品种，习近平实则是邓小平的逻辑后继人。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经历颇多，从经济快速增长到近年的困境，从应对疫情的清零政策引发巨大争议，到俄罗斯专制主义崛起，再到美国对其单极地位管理不善带来的地位下降。
默萨认为，习近平的才能之一是有效应对世界的变化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而上述变化确实表明，摆脱“韬光养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但我们不应忘记，邓小平曾在世界舞台上为中国发出了强大的声音。” 默萨列举称，在美国，有时会被邓小平1979年访美的表面现象所干扰，而实际上，正是邓小平于1973年在联合国发表了关于 “三个世界 ”的演讲，是他让基辛格在谈判中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是他向撒切尔夫人明确表示香港绝对会回归中国主权，当然，也是他在与戈尔巴乔夫结束的历史性峰会数周之后，命令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
宋文笛的观点则稍有不同，他认为，历史有其必然性亦有其随机性。并不是每个选择都是必然。例如在中共二十大提出的命题“意识形态安全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就有可能因为领导层的组成不同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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