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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1907年出生在一个偏重科学知识、文学氛围并不浓厚的家庭。按他的话来说，1922年——也就是他开始写诗这一年——之前，他都没读过一首诗。在旁人看来，奥登的人生堪称传奇：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在前线开过救护车，在中日战争时期来到战火蔓延的中国，又因在战争前夕离开英国去美国而引发同胞的微词。
奥登早期写的是情诗和玄想诗。美国诗人兰德尔·贾雷尔评论奥登的早期作品“晦涩、新颖，布局很差，不讲逻辑，充满惊人的语句，潜心于他自己的世界和形式”。
但奥登的诗歌不只有爱情，人们难以读懂奥登的诗，也难以读懂他的人生。“你无法读懂我如一本打开的书”，奥登留下的诗，像一篇面向试图读懂他的读者的阅读理解原文，人们很想读懂，又不敢贸然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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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爱在黎明破晓前》末尾，男主朗诵了奥登的诗《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
他所有的诗，都是为爱而写
1994年上映的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在伴侣盖瑞夫的葬礼上，马修念了奥登的《葬礼蓝调》作为悼词。这首诗想表达的是，爱人的离去让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月亮和星星如何，再也没有意义了。
停止所有的时钟，切断电话，
给狗丢一根带肉的骨头，让它别叫，
让钢琴静下来，还有鼓，
抬出灵柩，让哀悼者前来。
让飞机在头顶盘旋哀鸣，
草草在天空写下：他死了。
把黑纱系在鸽子的脖颈，
让交警戴上黑色的棉线手套。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东、我的西，
是我的工作日和我的星期天，
是我的月亮、我的午夜、我的谈话、我的歌，
我以为爱可以永远，但我错了。
不再需要星星了，把它们都摘掉吧，
包起月亮，拆掉太阳，
倒掉大海，扫清森林，
因为现在一切都没有意义了。 ——《葬礼蓝调》
这是很多读者初识奥登的契机，凭借这部电影，这位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英国诗人再次受到关注。
爱是奥登诗歌里恒久的主题。无论是爱人的快乐还是失去所爱的痛苦，你都能在奥登的诗歌中找到共鸣。在《某晚当我外出散步》里，他借一个恋爱中人之口，直抒爱意，毫不掩饰地写出“我将永远爱你，直到大海被收起晾晒，海水也变干涸，直到那天上的北斗七星化为嘎嘎尖叫的鹅”；在《预言者》中，他将爱比作“从未大声说出的词”“正如一幅画不会作答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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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剧照。
人们所熟知的、出现在《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里的《葬礼蓝调》那一段，钢琴、犬吠、灵柩等平常的事物叠加，让人直观地感受到这一点：爱情的逝去让一切按下暂停键。
到了后期，皈依基督教后的奥登，开始将婚姻之爱视为上帝之爱的福音。彼时，奥登的诗歌更多地向内探索。
奥登在随笔集《染匠之手》前言里说过，他的所有诗都是为了爱而写。但他诗中的爱不仅停留在男女之情的私人之爱，更有对人类命运之爱的思考。与前一代诗人远离政治的风格不同，奥登积极介入政治议题，质疑战争的合理性。
浪漫的诗歌中隐藏着奥登对政治的思考和对战争的痛斥。奥登从未否定过诗歌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关系，他的诗歌也往往有一种新闻报道式的观感——描绘一个人的人生，或者某个具体的社会场景。
我在一间下等酒吧坐着
就在第五十二号街，
心神不定且忧惧，
当狡狤的希望终结了
一个卑劣欺瞒的十年：
愤怒与恐惧的电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陆地间往来传送，
纠缠着我们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气味
侵扰了这九月之夜。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这里，战争单纯得如一座纪念碑： 有人正在接听一个电话； 地图上的小旗表明部队已就位； 勤务兵端来了几碗牛奶。有个计划
却让活着的人为其性命心惊胆颤， 该中午口渴、九点钟就口渴了的人，或许 迷了路果真已迷路的人，还有那些想念 妻子的人，与某种思想不同，很快都会死去。
但思想正确无误，尽管有人会死， 而我们会看到千百张的脸 被一个谎言撩拨得激动不已：
地图会确切地指向那些地点， 此刻，那里的生活意味着噩耗： 南京；达豪。
——《战争时期》ⅩⅥ
如果失去现实主义题材的依托，那么漂亮的比喻和词语便容易沦为言之无物的空洞点缀，诗歌的社会价值也将大打折扣。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让当时的欧洲诗人更加关注现实问题。奥登更是直接目睹了这一切：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正在冰岛旅行的他赶到伊比利亚半岛，奔赴战争前线，做起了前线的救护车司机。
美国文学批评家布罗茨基在分析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时，将奥登形容为一个“新闻记者的角色”。布罗茨基说，这首诗的开头给人一种“记者从××向您发来报道”的现场感。事实上，奥登也确实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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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剧照。
因此，在奥登的诗中，读者会发现他满溢的社会关怀。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奥登看见了欧洲战场的影子，战争让土地变得恐怖和死寂，人们饱受摧残，而侵略者，“他的愤怒既爆发给富人，也爆发给那居住在贫穷之裂缝里的一切人”。
奥登文字里无所不在的良善，奠定了他的诗歌流传的基础。
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很多人注意到了奥登作为诗人的一面，却忽视了他在散文和文论方面的尖锐和才华。
《染匠之手》收录了奥登对文学、诗歌、艺术等内容的看法。在这些个人态度颇为鲜明的散文中，读者得以窥见一个不写诗时的奥登。当一个诗人不写诗时，他在想什么？
在《染匠之手》前言中，奥登坦言，“我希望有一些爱进入这类写作中”，正当读者意欲感动之时，他紧接着说了下一句——“但我写评论是因为需要钱”。
这位坦诚的文人对“什么书应该被留下”“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否应该批评不好的作品”有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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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捕手》剧照。
如今，社交媒体将一切文化作品置于任何人都可评论的境地，一旦人们觉得某本书不好，就会通过打低分、写差评来表达他们的失望。而奥登认为，攻击一本低劣的书不仅浪费时间，还会损害人的品格。原因便在于，当我们抨击一本书写得糟糕时，势必是基于自己所有的才华、学识和愤恨，而此时“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无论处在什么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互联网时代，低劣的文字作品都会存在。但它们迟早会消失。因此，在奥登看来，批评家不用花费笔墨去批判一个作者写得不好的作品，只需要宣扬他们认为优秀的作品。
“要提高一个人对食物的品位，你不必指出他业已习惯的食物是多么令人作呕——比如汤水太多、煮过头的白菜，而只需说服他品尝一碟烹制精美的菜肴。”奥登写道。
而对于给作家贴标签、归类的评论习惯，奥登也直言“应该受到指责”。
这种习惯延续到了今天，在读书类网站和应用上，博主通过给作家和作品贴标签来表明自己的好恶，读者则通过标签和身份进行快速检索。但奥登极为不喜那种以年代为分界线的简单粗暴的划分方法，甚至判定“当代”是一个被过分滥用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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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登在牛津大学。
不写诗时的奥登是尖锐而保守的，尖锐如上文所说，他对一些死气沉沉的事物有着锋利的观点；而他保守的一面，则体现在对文学语言的追求上。
奥登在《阅读》一文中将语言的败坏视为罪恶，认为若是语言败坏，用之书写的作家也会随之败坏，作家更不应该紧随当代人日新月异的语言去败坏文学的语言。这种看似守旧的文学观点，在各类网络烂梗流行的互联网时代，或许亦有让读者反思的意义。
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
如果仅仅把奥登理解为一个写爱情诗的人，那便忽略了他身上的其他突出之处。
对中国文学青年而言，奥登有深深的吸引力。直到今天，“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去”“倘若爱不可能有对等，愿我是爱得更多的那人”等奥登笔下的诗句仍在社交平台上被人摘录和传播。而时间回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当时的国人来说，奥登也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存在。
20世纪30年代末，威廉·燕卜逊在西南联大讲授英美文学，从霍普金斯、叶芝、艾略特讲到30年代的新诗人奥登。当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特别是英国一批被称为“粉红色十年”的左翼青年诗人的作品，传进了西南联大校园。
“我们更喜欢奥登。原因是他的诗更好懂，他的那些掺和了大学才气和当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赏，何况我们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谈到西南联大学子为何更接受奥登时，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的英国文学学者王佐良如此说道。
1937年，伦敦法伯出版社和纽约兰登书屋邀请奥登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再次合写一部旅行作品——此前，二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书简》大受欢迎。出版方的要求是希望他们去一个亚洲国家。
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爆发，驱使他们来到了战火正在弥漫的中国。在东南前线，曾见过西班牙内战如何让土地变得疮痍、让人民变得困苦的奥登，再次目睹亚洲的战况。他们合著的《战地行纪》记录了当时日军的残酷行径和中国民众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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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剧照。
中国之行结束，返回英国后，奥登写下了被门德尔松誉为“30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30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战争时期》。
这首《战争时期》，一半是神话、宗教的部分，另一半则指涉1938年的人类社会。二战背景下，城市变成飞机和炮弹的靶子，奥登写活着的、还在受苦的人，写姓名连同身体一同死去的人。他也更早洞察发生在欧洲和亚洲的大屠杀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地图会确切地指向那些地点，此刻，那里的生活意味着噩耗：南京，达豪。”——《战争时期》）
奥登身上既有反战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有冷峻的思辨性。
在《无名的公民》里，他书写了权力规训下的现代人生存图景，描绘了现代人如提线木偶般的一生。编号为JS/07/M/378的公民在现代社会的各个考察维度来说都是一名合格的公民，他从没被解雇，按时缴纳工费，每天买一份报纸，投了全额保险，在和平时支持和平，在战争时服从兵役。
诗歌末尾，奥登留下一个问题：“他自由么？他快乐么？”紧接着，自问自答式地回答道：“这问题再荒谬不过：任何事情若是出了错，我们肯定都会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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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切割术》剧照。
而关于这位诗人的争议，大多集中在他在1939年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离开英国一事，甚至连奥登的好友对此也颇有微词。此前，奥登因书写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的反战诗歌而受人爱戴和敬佩。
对于世人的不满，奥登表示，他并不认为自己在军事上会有什么贡献，而“属于知识分子的战场并没有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事实证明，无论是在英国还是美国，奥登的实践活动都围绕着阅读、写作和授课来进行。
在寄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奥登写道：“对我这样的诗人来说，自传是多余的，因为不管如何隐晦，发生在你身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会含摄在一首诗作里。”
对于奥登来说，读诗的每个读者都是独立的个体，而非集体性的大众。因此，哪怕是今天，奥登仍隔着几十年的光景，在诗歌里平和地和读者交流，迎接自己或多或少被误读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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