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考公上岸已成为许多人的终极目标。2024年国考在全国31个省（市、区）共招录近4万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300余万人，竞争比达到了77:1，受迫于国考越来越卷的现实，一些年轻人选择把视线投向各地的社区工作者考试。
社区工作者一职，它的不足显而易见——没编制，要扎根基层，常常加班，有时还得干些体力活儿。但与此同时，它的优点也很明显，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充满确定性的职业未来、足以保障生活的收入……这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报考。比如，2023年在安徽的一个县级市，35个社工岗位，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
而在这座新搭起的独木桥上，有人挤在出发地，有人无奈放弃，有人艰难过桥，还有人发现，对渴望上岸的自己来说，这里似乎并不是岸的尽头。
独木桥
眼前是铺天盖地的大雪，叶捷挥舞着铁锹，一铲接一铲地将雪堆转移到卡车上，干得太过卖力，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浸透了，她抬头望望，前面还有数不尽的雪堆等着她清理。
闹钟响起，叶捷睁开眼，雪堆变成了天花板，她才松了一口气。在梦里劳作了许久，累得她浑身乏力，因为用力“握着铁锹”，手心都被指甲掐出了印子。她觉得有些好笑，前两天看了几个社工铲雪的吐槽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她将自己代入其中，可“成都哪儿有那么大的雪”。
这是2023年初，27岁的叶捷刚结束第一场社工考试。来了才知道，没有编制的社工考试，竟然也卷到了这种程度——只招二十多人，报名的竟然多达五六百人。
社区工作者，是指由各地政府部门统一招聘，经过报名、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统筹安排到社区工作的工作人员。虽然没编制，但会签劳动合同（一般五年），根据城市不同，月工资在3000元到8000元不等，还会交五险一金。
那天在考场外，队伍排得望不见头。大多人和她一样，是裹着羽绒服，看起来都还不到30岁。队伍格外安静，每个人都面色凝重，盯着手机，趁最后的时间刷几道题。
 


▲考场外的年轻人。图 / 视觉中国
相比于全国统考、总分200分的国考，各地的社工考试并不统一，难度也不同，总分只有100分。题型分为单选、多选、判断和作文，内容涵盖时政、文学、数学、地理等，与国考相似。比起国考，社工考试则更注重于实际情况的处理和应对。
叶捷最终栽在了笔试上。“差1.4分，两道选择题，可能是没选对茅盾的原名，也不知道冷暖空气相遇，形成的极端天气是龙卷风”。
她归结失败的原因是“掉以轻心了，题没刷够”，因为搜索信息时，看到社工考试难度不大，“和考公是两种级别”，她只是下载了一个刷题APP，像考科目一一样，偶尔学习一会儿。然而，经过那场三十选一的考试，她才意识到，原来面前不是一条宽阔大道，而是一座独木桥。
研究生毕业的白晓佳，则已经在独木桥前挤了一年。过去一年，她参加了13场公务员考试，几乎每个月都要面对一两场失败，因为“考试内容都差不多”，考公过程中，她还顺便考了三四次社工。
2023年7月，她在安徽省的一座县级市参与了第一场社工考试，35个录取名额，却有二千多人报名，在小城里，很少能见到如此多年轻人聚集的场面，队伍中偶尔会出现几名年龄偏大的考生，看起来有些扎眼。
考公没考上，没想到考社工也失败了——最终，白晓佳以0.6分的差距又一次落败。
她有些后悔，2022年这时候，合肥组织了一场大型社工考试，罕见地开放了五千个录取名额，却只有三千多人报考，“甚至没有最低分数线，只要去考试的，都能上岸”。
但那时白晓佳放弃了，“当时家附近有个和政府签约的科技特派员工作，想着离家近，工资也差不多，就没进社区”。谁也没有料到，一年过去，社工岗位变得如此紧俏，现在想来，白晓佳只觉得“挺后悔的，刚毕业那会儿，有点天真”。
当竞争人数增多，独木桥越发狭窄，上岸难度也随之增大，成了普遍现象。比如，2023年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社区工作者公开招聘，开放的100个岗位吸引了3888名考生竞争。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2023年9月，西安市社区工作者共招聘1000人，而报名人数达到了23468人。一名参与社工考试的网友吐槽：“通州的社工考试，小900人争9个名额，去年六十多分还进了面试，今年72分复审资格都没够上。”
滑落
准备第二次社工考试时，叶捷卖掉了相机，“不想再分心了”。
那是她大学兼职做促销员，买下的最贵重的物品，陪她记录过成都的四季变化，也陪她拍摄过雪山和九寨沟的美景。现在，卖掉之后，她下定决心备考社工。
大学毕业后，叶捷入职过一家广告公司，“就是批量生产小视频脚本，拍摄完安插到小程序游戏中”，用户用观看视频换取游戏道具，叶捷用“乱七八糟的文档”换取工资。
半年后，她“实在写不动暴打小三、逆袭老板的故事”了，就离职了。
叶捷觉得，过去那段工作“完全是浪费时间”，没有任何经验积累，也不好写到简历里。而做小本生意的父母劝她，找份稳定的工作，考公、考编、国企、教师都可以，叶捷觉得太卷：“我是都可以，那也得看人家要不要我啊！”
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大三那年，班里一半同学都在准备考公，她觉得备考太乏味，也对公务员的生活缺乏想象，拖着拖着，就错过了应届报考的机会。没想到被现实捶打，一年过去，自己又绕回了原点。
在后来时常无法出门的日子里，叶捷一边投简历，一边心不在焉地备考，偶尔还在社交平台上发些约拍广告，直到2022年年底，父母经营的饭店倒闭，一家三口都闲在了家中，叶捷才意识到“不能再三心二意地混日子了，像我父母打拼了半辈子，心血说没就没”。
极不稳定的现实在她眼前铺开，没有了收入来源，需要计算着积蓄交养老保险，父亲经常躺在家里一声不吭，母亲心思倒是活泛，“今天想出去摆摊卖卤味，明天想批发点水果做生意”，但害怕再遭折损，迟迟没敢行动。
为了不进入相同的命运循环，她开始疯狂报名各类考试。国考、省考都有固定时间，为了多几个机会，她关注了五十多个社区、国企招聘、政府服务、公考机构的微信公众号，“看到哪里有考试、招聘就报名，考公难度大，就报名各种编制、国企、社工，光是买资料、报名费就花出了一千多元”，银行卡上的数字与日俱减，她只感觉心里空落落的，人也跟着滑落，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有个托底。
 


▲备考的年轻人。图 / 视觉中国
白晓佳也是因为暂时的迷茫，才踏上了考公的道路，她研究生学的是农艺与种业，“可农业都自动化了，更需要计算机、机械类的人才，我的研究方向又是茶学，就很尴尬，不会育种，茶艺也不是特别专业，最后就是进退两难，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毕业后，她曾在合肥找过工作，但市面上最广泛招聘的只有电话客服和销售，“工资少，也学不到什么东西”，白晓佳自认不是很擅长与人沟通，做科技特派员时，给其他公司负责人打电话，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建设，最终为了全力备战考公，她在半年后也放弃了特派员的工作。
有时站在社工考试的考场门外，看着那些年纪和自己差不多，甚至还是学生模样的考生，她会猜想“大家是不是都和我一样，考公顺带着考社区”，但没人有心情随意寒暄，每个人都在衡量着，考出怎样的成绩，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结果。
对于降级考社工的人来说，许多人大都经历过一场滑落。有的是被裁员后想回老家工作，有的是企业欠薪、考公失败，有的是家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最后，人们将兜底、过渡的希望投向社工，这样的人越多，社工考试就越卷。
比如，因为已婚未孕的身份，还不到30岁的赵靓已经待业了一年半，她四处碰壁，选择很少。前公司不太景气，赵靓选择了离职，“但后来投简历，很多企业都会问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然后就没回音了”。
赵靓对工作的要求并不高，“文职工作，给上保险，双休就行”，一次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公司的面试机会，却被要求先交1368元做体检，最后发现是骗子公司，报警才要回了1000元。
折腾了一年多，她发帖吐槽投递保洁的岗位都被拒绝，许多人推荐她考社工，她有些无奈，回答道：“之前考过，没考上，每个区都有几万人竞争，两次报考都差了一点点分数。”前不久，终于等到新的招聘公告，鼓起勇气想再试一次，赵靓却发现自己怀孕了，“打电话一问，社工也不要孕妇”。
第二次社工考试落败后，叶捷跑到公园的角落里待了一下午。
“哭也哭不出来，就是着急，有种恨意无处发泄，可我也不知道是恨谁”，正值盛夏，她气出了满头大汗，又发了两天高烧。
叶捷无法接受的是，自己已经拿出了高考的劲头准备，从早到晚趴在自习室，看屏幕太久，每天早上醒来，眼睛都是干涩的，她不明白自己差在哪里，“我的同学考公务员、考教师，都上岸了，怎么我连个社工都考不上”。
她回忆起那天面试，五人一组进入考场，面对“社区要开展一个防诈骗讲座活动，你怎么组织？”“小区居民总在楼道里堆放杂物，造成消防安全隐患，同时拒不清理的情况，你怎么处理？”等考题，她按照反复练习的答题模版，先回答应急处理办法，再展开分析，最后归纳总结，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也做到了声音清晰，落落大方，她看见考官面带微笑地点点头，一切都像电影画面般清晰，可最终还是迎来了沉重一击。
“现在考社工的人那么多，面试最忌讳的是套路式、喊口号的回答，考官一上午能听几十个相同的答案，要的是在框架内答出特色”，孙建是一家连锁公考机构的培训老师，过去一年他已经接了上百个社工面试的网络咨询，“很多人都是考了两三次还没上岸，心态崩了，开始到处找老师辅导”。
在孙建看来，过去一年社工考试的火热，甚至超出了培训机构的想象，就连张雪峰也推荐“低学历社恐女生试试社工”，卖网课的机构都赚得盆满钵满，他所在的机构也在各种社交平台、网站上投了不少软广和硬广。
三年前刚毕业入行时，他热心推荐过考公失利的学生试试社工，“社工考试难度相对较低，考试机会又多，虽然没有编制，但工作稳定，基本不会被辞退，还可以在职考编”。
但没有学生真的行动，看着学生不悦的面色，他琢磨几遭反应过来，“人家花了那么多钱报班，我让他去考没有编制的社工，是有点瞧不起人的意思”，从此没再“多嘴”过。
到了2023年，反倒是主动咨询社工的学生急切起来。大多数是刚刚毕业两三年的学生、孩子母亲，或者在大城市漂泊了几年、想回家工作的中年男女，孙建分析“或许是对稳定的需求压倒了一切，说到底谁不想要一份交五险一金、有双休、离家近的工作呢”。
年轻人在寻找一个明确的出路，社区工作者也盯上了年轻人。2023年6月，一场面向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的社区工作者专项招聘宣讲会，吸引了来自上海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立信金融和会计学院等高校的一百多名应届毕业生参加。
 


▲上海社区工作者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招聘的宣讲会。图 /网络
但“社工岗位的吸引力没那么大，不像公考培训，所有人都几万几万地砸钱”，孙建说道，一对一的面试辅导每小时一千元，尽管咨询不少，最终愿意交钱的人还是寥寥，而愿意花钱做辅导的大多是三十多岁的考生，“能拿出那一两千块钱，又急着上岸”。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深漂了十一年的单身女性，想回到陕西老家工作，“考公是没什么可能了，社工最起码年龄限制在四十岁”，那位女士一口气买了五个小时的辅导课，闲聊中透露出自己在陕西小城有数套房产，“不在乎花多少钱，就是力求一次上岸，为后半生图个保障”。
当“岸”具象化为一种可预见的生活——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时间、按时缴纳的五险一金、稳定的岗位与收入，社工的吸引力也在随着更多人的奔赴，与日俱增。26岁的林媛媛是在夏天的末尾上岸的，社工专业研究生毕业一年间，她已经陆续参与了沈阳市的5场社区考试，“刚开始还只想报名家附近的单位，毕竟每月三千多元的工资支撑不起租房”。
但每次身边都是数不清的考生，她意识到“不能再挑挑拣拣了”，考试通过后，她辞去了月薪五千的公考机构教师助理，开始每天公交从头坐到尾的通勤生活，上岗第一天，她被分配的任务是数清园区里有多少个井盖，并分别拍照标记。
顶着烈日四处寻觅时，她还有些恍惚，“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这是我想要的工作吗？”但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不用再日夜为“下个月能不能完成KPI，开出工资”悬心，上岸的感觉还是安稳的。
岸上有岸
三四次考试均以落榜告终后，最后，白晓佳找了一份教务班主任的工作，但在沟通面试时，她诚实地说了考公的计划，最终被委婉拒绝。
在职备考的计划泡汤了。她和进入社区工作的妹妹聊，妹妹劝她：“别来社区，事情特别多，除了基本的社区服务，也要负责经济普查、接待投诉等等杂事。”
白晓佳有些无奈：“究竟是不是围城，还是要进去了才能知道啊。”她决定，2024年3月再考两场，不行的话，再想办法。
如今，她在家中全职备考，盼望上岸。
哪怕是社工，白晓佳也如此渴望上岸，也体现出社工一职风评的变化。
四年前入职社工岗位时，陈晨还曾经受过周围人不解的目光，他毕业于北京一所高校的体育专业，同学们大多选择进体育公司或做老师，他考公失利，想找个离家近的稳定工作，顺手报考了街道社工，没怎么准备就过了，那时同学半开玩笑地问他：“去做闲人马大姐了？”
而到了现在，他反倒成了同学们心中“有远见的人”，一个被裁的初中同学还来向他请教：“考你们那儿都需要准备什么？”听得陈晨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很多人也一样。在社交网站上，关于社区工作者的讨论有超过18万条笔记，其中“社区工作者备考经验”“社区工作者适合年轻人报考吗？”“社区工作者都要做什么？”是高频出现的分享与问题。
“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只是冲着稳定就来报考了”，在陈晨看来，社区工作者是一份同时需要“用心与不用心”的职业，“居民有事儿要用心解决，有些磕磕绊绊、冲你撒气的话，就左耳进右耳出了”。
与人接触多了，陈晨摸索出一套十字工作法，“嘴甜点，心宽点，活儿细点”，他是老北京人，“从小就喜欢和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逗闷子”，一些工作上的难题，被他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化解了。
陈晨负责的社区有一位大爷，总是将捡来的纸壳堆在楼道，邻居投诉到社区，同事劝了两次不管用，陈晨就掐准点，每两天帮大爷卖一次纸壳，钱递过去，来一句“大爷您今儿又丰收了”，反复了几次，大爷不好意思了，再也没把纸壳拿进楼道过。
工作久了，他也在各种琐事、报告中咂摸出一点意义，小区搬过来一户老两口，带着残疾儿子生活，申请补助时发现手续卡在了原户口地，老两口行动不便，陈晨就帮着一趟趟跑另一个区的街道办事处，最后事情办好了，“老两口见我，跟见个宝似的”。
每个人对这份工作的感悟都不尽相同，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了社工生活的vlog，虽然工作繁杂，偶有加班，但离家近的优势让她能够接送孩子上学，回家吃口热饭；也有人吐槽，遇到难以相处的领导，“每天各种汇报与批评，上班如上坟”；还有人担心，即便社工很少裁员，但五年一签合同的规定，也有着失业的风险。
 


▲探访社区老人的社工。图/视觉中国
只不过一份工作，无论优劣，都永远无法成为生活的终点，今年1月，29岁的陈晨还是离开了已经得心应手的社工岗位，辞职开始创业，“一个月六七千的工资，真养不了家，我再不拼一把就来不及了，赶紧给人年轻人腾位置吧”。
而数了三天井盖，清理了一周小广告，又上门发了几天宣传单后，林媛媛翻出了被她压箱底的公考资料，打算今年再冲一次省考。岸上有岸，单位里不少年轻人都在准备考公。
“毕竟还是想有个编制，何况社区的人到区里开会，和正经公务员都是两个待遇”，林媛媛发现，关于稳定，也分上了三六九等，过去父母和她说，“你能考上社工，我们就安心了”，现在鞭策的话变成了，“你能考上公务员，我们就安心了”。
但也有人最后选择放弃。
“能做的我都做了，可能还是没那个命吧。”叶捷说。从第三次社工考试失败之后，她没有再报名社工考试了，“人人都说简单，可总也考不上，不想再经受那种打击了”。
不过，她没有像上次一样不知所措，她卖掉了所有的社工网课，准备找份别的工作。而经营的饭店倒闭后，母亲的卤味摊也终于支起来了，毕竟，日子还是要过下去。